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经常能够看到十来岁的中学生娃娃“著”的书。这些孩子写书出书，一般不过是记载其人生的一段历程，还谈不上地道的文学创作，即使这样，也还是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
小小的“中学生出书热”的始作俑者之一是现任春风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安波舜，他几年前去上海搞“小布老虎丛书”的调研，把书发到中学生手中再听他们的意见，这样他碰到了许佳，许说她写了部长篇小说，以前给过两家出版社，人家都没理会。安波舜看了手稿，很惊异。但他先跟许佳的父亲联系，说：你女儿有部很好的长篇稿子，我们可以考虑出版，但我首先要问一下：你是要作家还是要女儿？当时安波舜的顾虑有二，一是担心这时出书，片面刺激许佳的文学创作欲，以致于影响其接受常规教育，不管怎样，他希望她现在不要再写书了，要多学习，要考上大学，这样路才走直了。二是担心孩子心灵成熟度不够，过早出书成了揠苗助长，破坏其自然成长过程，导致孩子孤芳自赏，眼界狭隘，像很多少年班的早慧者一样，走向孤独和孤僻。他更愿意看到她敞开心灵，健康成长，而不是成长为张爱玲式畸形的“才女”。
许佳的父亲说要女儿，在达成共识后，安波舜给《我爱阳光》修改了几遍后出版了，出版后反应很好，在好几地都上了销售排行榜，前不久北大曹文轩教授还问安波舜：《我爱阳光》是不是真是个小姑娘写的，如果是，那这个小姑娘实在了不得，以后不可量也！
安波舜充分肯定了许佳的艺术感受力、内在体验的深度和表现的准确性，但他本人并不赞成中学生写书，更反对有些出版社与中学生签多少年合同的做法。他认为：从孩子角度来说，有损于其成长和受教育；从出版社角度来说，作品质量不能保证，长期签约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孩子在成长中变化很大，其痛苦往往只是心理假象，今天说“我看透这个世界了”，明天又“发现真理”了，其实都是很情绪化的。
但也有些支持中学生创作的，北京市五中副校长、北师大教育学博士陈儒平认为：首先应该肯定这种行为，中学生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积累而尝试着运用知识贮备，这说明他有能力综合思维，当然中学生可能无法把握分寸，一味热衷于创作而偏废了学习。陈校长认为应该正确引导，合理转移其注意力，使之更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创造性工作。
与陈儒平不同，尹凤作为湖南江华一中的普通教师，认为中学生写作并非发展能力这么简单，像广东一名学生，不过10岁，随打工的父母赴德，他妈妈是画卡通画的，他耳濡目染，便创作了一部儿童白日梦似的科技武侠爱情小说，并绘出图画，后来被某社的以1万多元买下版权，又签定了10年合同。这孩子接受采访时得意地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钱。他妈妈则说：“孩子令我欣慰，他比我能干！”结果江华一中的一名爱好画画的学生找到了“知音”和先例，上课也琢磨画和创作，想联系签约，偏科更利害了。“创作会带来收入，而且是学生没法想象的大收入，这很可怕，100块钱就足以腐蚀一颗稚嫩的心。”尹老师说。
作家肖复兴不这么认为，他说他儿子肖铁写《转校生》其实所得的稿酬并不高，而且肖铁着眼的是文学创作，并非区区小得。肖复兴也不认为创作会影响学习，肖铁写小说都是用暑寒假，而他的成绩，一直在重点中学里数一数二，他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老子为儿子骄傲。
创作《花季·雨季》的郁秀同样面临金钱的诱惑。其最初创作时并无功利色彩，只是高一时觉得在成长中有话要说，她的老师支持、引导她，脱稿后，高三时被海天出版社发现并出版，热卖一时。据该书责编旷昕介绍，当时以版税制计酬，很可观，正好够她出国留学之用。郁秀临出国时，笑谓这叫以文养文，学成之后，她又将有新的创作了。但她的作品本身质量似乎未被认同，安波舜就说：《花季·雨季》其实只是记叙文，述说中学生自己的生活罢了，根本到不了小说（文学）层面上，和《我爱阳光》完全是两个层次。戴锦华也认为，按《花》一书的写作发展下去，不过是又多一个亦舒、席绢而已。
不管怎么说，中学生写书是件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就像当年热闹一时的大学少儿班最后并未培养出真正的大家一样，文学上的早熟人才需要更合理的引导培养才不至夭折，这涉及到教育界、出版界等一系列社会领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全社会都有责任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看护小作者们的成长。
曾几何时，大学文学社是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们自发组织起来，交流、创作、互相促进。他们的年轻、浪漫、理想化总是那么令人感动。而现代社会似乎已不是文学的季节，连年轻人都更多关注赚钱、就业和“发达”，而不是青春、理想和风花雪月。那么，现在的文学社，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色呢？
北京大学中文系97级学生缪川是北大“五四文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他似乎很忙，记者几次找不到他，只好请他的室友，中文系97级的班长俞骅介绍了文学社的基本情况。
北大五四文学社的主要活动是一年一度的未名诗会，不久前成功地举办了海子诗歌朗诵会，又与北大剧社合作编排了海子诗剧，在校内演出了两场，虽然诗剧这种形式比较前卫，与大众文化主流有出入，可在高校中反响还是不小的。但不管怎样，文学社并不景气，最大的困难在于拉不到赞助，现在的书店等文化单位本来就不富裕，上回排诗剧的服装、道具费，都是费了好大劲说服国林风、风入松等书店出资赞助的。五四文学社不到百人，规模中等，较之北京大学的学生大社“山鹰登山协会”和“自行车协会”，简直就有点捉襟见肘的寒酸，人家都有固定的资金来源，赞助单位分别是飘柔和捷安特，难怪“牛气哄哄”。去年文学社同仁们想“发表”自己的作品，还是自己掏钱印了本《抽屉》，因为资金问题，他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固定刊物。
令人感动的是，在物质日益侵害现代人心灵的今天，还有一批学子真诚地做着文学梦。北大物理系的赵晓萍说，她刚入校时各社团纷纷招兵买马，她就入了文学社，其实社里活动不多，她属于“外围组织”，进不了“核心集团”，也就只能看中文系的一帮人忙活。她听了中文系老师的几次报告，知道中文系并不打算培养作家，而更侧重学生的理论思维学习。“我觉得这说法对。文学创作需要两方面的积累：生活经验和写作技巧，现在我们轻言创作还为时过早。”她也承认，年纪越大，做文学梦的人越少，其梦幻色彩也越淡。她才入校时，高年级老乡劝她：搞文学发展太慢，而且风险大，她万分惊愕于这种功利的观点，她搞文学是因为她喜欢，可现在，她也对低年级的“文学青年”说同样的话了。
“文学是青春的一个梦，不能不做，但也断不能老做梦不醒来。”赵晓萍说，她现在更关注就业动态了。
有趣的是，北京师大中文系的学生文学社团也叫“五四文学社”，这能看出世纪初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青年深入而持久的巨大影响。北师大的五四文学社生存状况要好一些，他们有定期刊物《五四文学报》双周出版，但看起来其影响并不大，不但很多外系的学生不了解，就是中文系本系的一些老师、学生也不熟悉，记者采访时往往一问三不知。哲学系一位研究生说：文学社都这样，一开学时新生特踊跃，报名参加后，就没什么事了，也没什么活动，反正是没太大动静。其实动静是有的，不过只局限于几个活跃分子，后来几乎就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了，有时一期《五四文学报》全是一两个人的稿子，只好同时用几个笔名，做出“人丁兴旺”“百花齐放”的样子来。而且，平心而论，文章的水准并不高。下面是散文《飞翔的季节》中的一段：
“季节的变幻如同候鸟一样准确而无误，它无数次憩息在我沉默的肩上。
这时候，我在季节之外游荡。
……
火车将我扔弃在北方辽远的平原上，平原被黄河冲刷得温柔一如女子的怀抱，只有我的长发在风里和诗人的叹息一样狂舞，这温柔的怀里却总有暴肆的寒风，让我难以睡眠。”
老实说，记者从中看到了一堆形容词诸如“暴肆”这样的生造词，没看到多少内涵。
文学社的另一大工作是组织发表作品，他们不时通知社员某某文学刊物又举办征文大赛了，这样的征文总是在名作家评委和诱人的奖励办法后加上“需汇款××元（作为联络费）方可参赛”。中文系一位大四学生说：“学校里还真有一些汇款参赛的。但都是大一、二年级的，再大就不屑于此了，也知道这些不可信了。”
看起来，文学社在大学里的状况并不乐观。那么，大学生们从现代生活中得到的东西能否抵偿他们的文学梦想之失呢？
当70年代出生的一些青年作家初现文坛时，有点像横空出世，陌生而又清新，文坛不免一阵惊喜，但这惊喜稍纵即逝，随即代之以惊疑。
这个过程中媒体杂志起了不好的作用，首先是上海某报很无聊地评几位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为“四小名旦”，然后又是东北某杂志组了一批女作家的稿子，前头却冠以大幅作家“明星照”和简介，一时指责声四起。一位老批评家斥道：不踏踏实实领悟、创作些东西，却乐于以“青春玉照”在文坛混个脸熟，殊不知能留下的只是文字，不是青春。
对于70年代新生作家——主要是女作家的评价呈两极态势，出版社编辑大多言是，而职业批评家大多言非。上海《小说界》副主编魏心宏是国内最早开辟“70年代”专栏的编辑，他介绍说，《小说界》以前的自来稿并不多，自这个栏目开辟后，投稿大增，可见真正饱含文学热忱的还是这帮正欲进军文坛的年轻人，他们年轻，经历少，又生在开放的时代，没有思想包袱，可以甩开大步往前。他认识的许多新生代女作家没有固定职业，有职业的也不坐班，自由自在，想写就写，有钱就花，只谈恋爱不结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社会依然能接受她们。她们没有方向感，没有榜样也没有目标。而且还有一点是魏心宏没想到的。他最初相信她们创作动机的纯粹，后来才意识到其实她们名利心都重，特别是为了争名，之间常常会有种种不光明的较量。而出名，在有些作家看来，又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大利。谁都知道，出版社给大作家和小作家的稿酬，差距是很大的。
《北京文学》的张颐雯说，她个人对那些来京城流浪的“文学家”很好奇，他们年龄不到30或刚刚30，无牵无挂地到北京来，找个收入不一定高的文化单位，租一间破破烂烂的地下室，居然就能很快捷地写诗写小说，一本本地出书，还呼朋唤友地到附近小饭馆喝两盅，在他们，这也是一种活法，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比常规生活的人高些或低些，任何一种活法都只是一种选择。他们有的连个住的地方也混不到。京城居，大不易，有本事，混间房，没本事，混张床，再不行的，没有草席就睡地。事实上，这些人中很多并不像他们自己表白的那样单纯，仅仅因为热爱而献身，演艺界一个小有名气的女演员一语道破天机：“其实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搞文艺和搞文学的都知道，必须到北京来。在下面，再红也是个地方性明星，只有在北京红了，才等于红了全国。”
不论是因为“年长知非”，不幻想了，还是经历多了，变现实了，70年代出生的人其实是功利的，野心勃勃的，同时又是根基不深的。批评家王晓明说：70年代人的困惑在于无家可归，想皈依文学吧，显得幼稚可笑，埋头追求物质吧，又不甘心，她们从本质上来说是入世的，功名心重的，但从事的又是心灵的、超越的工作，这使她们无法给自己定位。
青年作家卫慧自己对外界种种评价似乎并不在意，大有“你说你的，我做我的”那种飘然物外之风。记者问到她对某某的看法时，她多表示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们都只是保持个人的言论权罢了。”她说。但记者从另一个渠道听说，70年代作家中不少人都有自己的“剪报本”，评他们文章的文章，说好的贴在一本上，说坏的贴在另一本上，还有一本，贴评论他们朋友（也是对手）的文章。
这群人年轻，生命的火气重，欲望强，这并没什么可指责的，但一位资深编者倒为他们惋惜，他说：这是一群极其聪明的年轻人，他们最缺少的，是一种对文学、对不变的真理、对美学理想的信仰，他们的无痛呻吟还不同于中学生、大学生的“爱上层楼”的少年强说愁，后者还包含着一种可爱的纯情和真诚，虽然装腔作势，却是少年情怀，而前者乃是一种矫情，一种造作，他们的虚空感和潇洒都是没有根基的，都是生造的，像上了年纪的女人撒娇。他们总是不到位。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70年代作家都拒绝采访，包括一开始非常热情的。这显然是因为记者的提问不无锋芒，这又证明了上面那位编者的评价：她们的确是聪明而敏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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